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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刺杀小说家》中导演路阳到底想说什么?

2021-02-25 09:41 发布

幕后 | 行业资讯


在《刺杀小说家》中,影像与身体之间并不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,而是身体在反抗影像,试图去冲破一层一层的束缚,就像是电影中于和伟饰演的老板从银幕上伸出的那只大手,在表现安抚的同时,又在台下酝酿着一股推翻的力量在群体中。


这是《刺杀小说家》贯穿全片的最重要的一股力量,当然,这股力量是在镜像映射中酝酿出来的。


镜像映射与梦境暗示

电影的开篇,即构建了一种平行映射关系,并将这种映射关系毫无保留地传递给观众。这是典型的商业片的构建方式,或许是得益于原作建立起的基本世界构架,电影成功的构建起了二者之间的映射关系。从始至终,电影徘徊在虚构与非虚构两个世界之间,由小说建立起二者之间的联系。我们常常说,作家的世界无论多么虚幻,在他的眼中,那就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世界。文学的创作,要求作家必须相信笔下的世界真实存在,才能继续创作,而电影亦是如此。

从路阳过往的作品不难看出,《刺杀小说家》中其实有一半以上都是在拍摄导演自己。如果看过两部《绣春刀》,那么不难看出,路阳一直都在致力于构建一个仅存在于幻想中的公平正义的世界,并且他坚持相信这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的,就像是《海贼王》中路飞一行人在寻找的那个新世界的入口。《绣春刀》中矛盾的构建方式,完全是身体对抗的方式来展现的。在寺庙中的部分,路阳设计了复杂的兵器和高难度的身体动作,其目的是为了在影像中构建起坚实壁垒,以使张震的身体与壁垒产生对撞,以演员的身体作为表达工具,强化动作戏中肢体语言的表达意义。而反观另一边的演员,他们的身体被导演用来完成对复杂机制的构建,成为了一个个符号化的形象。

而《刺杀小说家》则相对弱化了身体的表意作用,更多的去呈现更为宏观的镜像投射。虚幻世界的叙事脉络与《绣春刀》极为相似,都是以对抗者的身体作为主要叙事工具,去呈现一场对抗的全过程,可以看到导演的一贯风格所在。而不同的是,前者加上了一层与现实世界的互文,这就将创作者的角色代入到了电影中。一方面,虚拟世界中的路空文一路披襟斩棘,用身体完成了对集权的对抗。而另一个层面上,现实世界中的路空文创作出了一部与《绣春刀》表现内核极其相似的作品,这本身就构成了两重镜像投射关系,第一重投射发生在电影中,作家路空文将自己的经历投射到小说中,以作家的掌控力去操控现实,构成所谓的“小说改变现实”的主题表达。而在另一层中,路阳借用路空文的躯壳,想要在作品中完成自己对理想化世界的构建,但理想化的世界是否存在本身尚且还是一个有待证伪的命题。


“小说改变现实”本身就是一个唯心主义哲学层面的议题。黑格尔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绝对精神,即理念,它是运动的,联系的和要外化为现实的。而精神世界本就不仅仅停留在一个层次上面,他往往有很多的层次,而并不是简单的由一个层次所决定。今敏在《千年女优》中,曾经试图将精神层次与历史时间线完全打破,历史与精神在电影中看起来像是一个被自然折叠起来的模样。《星际穿越》中试图将这一过程完全物理化,诺兰将一张纸对折,打了一个穿孔,这样直观的比喻也能够让观众更为理解。《刺杀小说家》中对于这一世界的构建显得更为模糊,需要观众充分调动以往的观影经验去理解这种构建方式。对于这样的矛盾,今敏的解决方式是将观众尽可能的去抽离。《未麻的部屋》中,今敏用结局处最后一处反转让观众从梦境的逻辑中抽离出来,将所有表达的主题着力于最后的一点。但就如同电影中的现实世界,企业家企图通过小说掌控现实的走向,戏外的路阳对此也是无能为力的。


这涉及到前面谈到的理想世界是否存在的问题,但路阳却避开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,使《刺杀小说家》的表达走向了另外一条路。电影的开篇真正的表达被埋在了土壤里,就算知道也不能告诉你。所以我不认为《刺杀小说家》的镜像构建是失败的,我甚至倾向于认为他在一定前提下是成功的。

因为在电影的开篇,就已经明确点明了构建出来的虚拟世界是一个梦境,而结尾处盔甲突然睁开眼睛,也点明了梦境的表达。他在文本的层面上,就已经成功地形成了一种互文关系,这是全片表达成立的基础。

所以说,路阳是春节档的几部电影中导演意识最强的一个,他一直在有意的在影像和文本中建立起种种勾连。

身体对抗精神化

这种状态同样体现在身体对抗的构建上。如果说《绣春刀》是用肉体的对抗来表达一种政治态度,那么《刺杀小说家》则更进一步的将这种肉体对抗化为精神对抗。电影中每一个人的能量都不是局限于本体之内,而是向外喷张的。镜像反射与身体对抗,共同构成了精神的运动性,联系性,最终外化成为现实。原作小说的处理方式是弱情节,重意识,双雪涛创立了两个世界,并让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产生勾连,实际上是在探讨精神作用于物质层面的效果。

原作中,赤发鬼的身份是一座佛像,其本身具有双重的复杂性。其中一重复杂性在于宗教政治关系的暗示,源于赤发鬼在原作中接近于宗教偶像的存在。小说中“十三坊”的设定在历史中可以追溯到唐代的长安,在历史上,长安城内部有108坊,比小说中还要更多。电影沿袭了小说的设定,但只保留了两个坊。稍微有一点点历史常识的观众,都知道由于武则天的推崇,佛教在唐代空前盛行,武则天甚至让工匠将佛像雕刻成自己的脸,所以我们如今看到的唐代石窟中的佛像,都是武则天的脸。

赤发鬼的第一次出场是一个巨大的雕像,透过强大的压力和影像渲染,塑造出一个符号,而符号作为接受膜拜的对象,在其中凝聚了权力崇拜的力量。

电影中赤发鬼的形象保留了一部分佛像的特征,赋予了角色权力与宗教的二重特征。大战的前半部分,赤发鬼始终戴着佛像的面具,因为权力需要伪装成慈善的样子迷惑大众。当结尾的父亲突然扛着大炮冲进寺庙,击碎了赤发鬼的面具,打破了权力最后一层遮羞布,深埋于内里的第二重复杂性以权力本质的邪恶面貌展露出来。

路空文在这场权力的争斗中是一个挑战者,其本质上与《绣春刀》中的沈炼并无二致,而盔甲是路空文精神力的延伸,看似是一个独立的角色,但本质上与路空文同体。唯物主义认为,肉体与精神是一体的,肉体毁灭之后精神自行不存在。但《刺杀小说家》中精神显然是独立的,这又透露出一股黑格尔辩证法的味道。显然,路阳试图在电影中展现一种“外化”的力量,将电影中内外的力量缔结起来。但哲学不能用以直接影像化的方式展现,于是便将盔甲设定为人物的共生体,构建起这种关联,试图实现内在逻辑的统一。表面上,看起来是一个非常中二的设定,但其实内里还是黑色的,哪怕他披着魔幻的外皮,还搞出一些类似于日漫的设定。


而在电影的现实世界中,屠灵与路空文之间由于建立起了一种依赖属性。屠灵现实世界本身去实现自身的解构与转变,而在虚拟世界中盔甲依赖于路空文的存在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。屠灵这个角色本身不具备任何性别属性,电影中,屠灵有许多世俗意义上的男性化举动,比如抽烟和揍人,都在刻意的模糊人物本身的性别。原作中,屠灵这个角色直接被设定为同性恋,本身就有一定的反叛意义。而在电影中,盔甲也被设定为一种无性别的存在,这在某种意义在佐证了屠灵与盔甲之间映射关系的猜测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无论是小说中的盔甲还是现实世界中的屠灵,其被赋予了反抗的存在意义。

这为后期的大战中直接的肉体对抗做好了铺垫。我们之前已经论证了《绣春刀》中沈炼与《刺杀小说家》中路空文的共同点,均在以身体对抗的形式去完成对权力结构的冲击。而《刺杀小说家》则将这种身体对抗完全的精神化了。

最后的大战中,突然出现的日漫式的“中二”反转,更将这种精神化带到了极致。他似乎在以一种“中二”的力量在对抗着现实世界,虚拟世界中突然出现的蓝色加布林大炮让身体对抗突然升级,而在现实世界中写小说,也在强化精神力的对抗,甚至于那些类似于土味X战警的人设,也被赋予了身体对抗与精神对抗的双重意义。这些细节,无一不是对精神改变现实的美好期盼。

但美好的期盼能否实现本身是未知数,路阳一介孱弱书生也没有能力给出任何答案。直到片尾,字幕已经走完,还在发问“天亮了吗?”。而天亮没亮,本身并不是一个有空间可以讨论的问题,路阳干巴巴的把这个问题丢给观众,最后也是徒劳无解,反而加重了某种无力感。

在这个层面上,更凸显出了文学与影像的无能为力。每一次车轮碾过,文学与电影都是第一个被碾死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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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致远君 来源/导演帮(ID:daoyanbangwx)

原文: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qqsaGroNU-FpTcz9jM0qSQ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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